当米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总统府挥舞电锯，无数不明所以的看客瞬间开启欢呼浪潮，以为这就是自由主义的伟大胜利。
然而，光环背后往往掩盖着深邃黑洞。上一次投射到人间，恰好就是1930年代的柏林，为后来的纳粹上台铺平道路。
紧缩原教旨主义
海因里希-布吕宁与他的内阁成员
早在1930-32年，海因里希-布吕宁政府实施的\"紧急法令\"。一方面是应对大萧条环境，同时也有一战赔款的巨大债务压力。
不过，布吕宁没有通过扩张性财政刺激需求，而是迷信技术官僚式紧缩。通过第48条宪法紧急条款，强行削减10%的政府开支，而且降低工资、提高税收，试图以痛苦换取国际债权人信赖。结果，失业率飙升至30%、工业生产遭遇腰斩、中产阶层纷纷破产，最后为纳粹党的崛起提供社会土壤。
反对紧急法令的游行队伍
如今，米莱主张的\"节源开流\"政策，堪称魏玛式紧缩的当代翻版。2023年12月上任后，他将政府部门从18个粗暴削减至9个。而且取消能源和交通补贴，推动公共部门裁员数万人，冻结基础设施投资。
这种财政休克疗法，确实在纸面上实现预算盈余。2024年初，财政赤字转为盈余，但社会代价与布吕宁时期也惊人相似。阿根廷的贫困率飙升至52%以上，实际工资购买力大幅缩水，社会安全网被系统性拆除。
米莱的电锯惊魂本质上是砍向某些社会阶层
当然，两者的结构性相似不止于表面痛苦。布吕宁和米莱都试图将经济政策从民主政治中剥离，把国家简化为一个需要重组的破产公司。前者绕过国会，依靠兴登堡总统的紧急法令推行政策。后者则通过去监管化法令试图解散中央银行，将货币政策托付给市场。
这种国家能力的自我阉割，就是魏玛陷阱的核心机制：当政府放弃作为\"最后雇主+社会平衡器\"角色，就会丧失培育长期生产力的能力，以及民主政治的合法性基础。
米莱的助选现场因反对者而骚动
历史早已证明，魏玛时代的紧缩不是周期性财政整顿，而是永久性国家能力萎缩。阿根廷即便官方通胀数据从140%以上回落至个位数，亦是通过压缩内需和放弃产业政策换来的虚假稳定。
当政府不再投资教育、医疗和战略基础设施，国家实际上被降格为纯粹的\"资源提取和债务偿还平台\"。正如魏玛德国面临道威斯计划和杨格计划，沦为向华尔街输送赔款的机器。
大萧条时期的德国产业工人
货币主权的自我缴械
总部设在柏林的道威斯委员会
事实上，魏玛危机的深层结构，源于德国对金本位制和美元债务过度依附。由于战争失败，他们在1924年接受道威斯计划，又在1929年接受杨格计划。至此，赔款计划与华尔街贷款挂钩，经济完全受制于美国资本流动。
1929年，史诗级股市崩盘引发资本回流。德国被金本位制束缚，无法通过货币贬值或扩张性政策应对危机。于是，眼睁睁看着通缩螺旋摧毁经济和社会结构。
大萧条迫使资金回流美国本土
相比之下，米莱的理想代表货币主权的更彻底解除。但不同于魏玛德国的被动，阿根廷是主动选择放弃比索，允许美元完全替代本币流通，实质上放弃货币政策。
如此安排，造成的依附性比魏玛时期更甚。不仅剥夺用汇率调整应对外部冲击能力，更将最终支付手段完全交给美联储。当阵营为美国国内政治需要而维持高利率，阿根廷将被迫承受紧缩溢出效应，却没有任何货币工具进行缓冲。
米莱的经济政策就是躺在美元身上
简而言之，这种货币美元化幻想，本质为道威斯计划的技术升级版。前代版本将德国中央银行置于国际专家委员会的监督之下，限制其货币政策自主权。米莱的后现代版本更进一步，试图直接解散中央银行，将货币发行权让渡给美联储。
这是一种极致的去国家化。对内以主权者的姿态咆哮，对外却自愿成为美元体系的佃户。
支持者的标语比米莱自己的口号还要直白
而且魏玛的经验表明，货币依附具有不可逆后果。即使未来换套班子上台，也难以重建独立的宏观经济管理能力。因为金融体系、债务定价和资本流动已全部出让，任何试图重建本币主权的努力，都会引发资本外逃+金融危机。
这正是阿根廷面临的长期陷阱：米莱正在锁定的不是稳定，而是永久的躺平！
米莱对内表演强人对外则选择性跪舔
特朗普依赖症
1926年 经济复苏时期的德国舞会
1920年代，魏玛经济重建完全依赖华尔街短期贷款，形成美国资本输入-德国支付赔款-英法偿还美国战争债务的三角循环。所以，任何一方都受制于美国金融利益。当1931年发生奥地利信贷银行崩溃，引发资本恐慌性外逃，德国没任何政治杠杆阻止危机。
米莱政权与特朗普阵营绑定，还是这种依附关系的当代变体。他在CPAC大会上扮演特朗普的\"南美代言人\"，意识形态完全融入\"反觉醒主义\"的全球右翼文化战争，换取美国在IMF债务重组、双边贸易和潜在投资上的支持。
米莱在CPAC大会上卖力咆哮
可惜，特朗普的政治风格是不稳定交易。一旦觉得无法提供足够的\"交易价值\"，个人纽带随时可以被切断。何况米莱没有像魏玛的军方或工业寡头支持，无法建立制度化威权结构。只能依赖民粹主义的个人魅力，在天威难测的美国保守派面前长袖善舞。
其次，主权让渡的不可逆性在加速。当阿根廷的金融体系、债务结构和关键基础设施被美国资本渗透，未来上台的执政者也难以逆转。这与魏玛德国在1920年代被深度绑定的困境相似。
米莱的理想甚至是不要比索
最关键的是，上述措施只能产生虚假复兴。魏玛德国在1924-1928年的相对繁荣，建立在华尔街贷款基础上。一旦资本流动逆转，繁荣立即崩溃。米莱的股市上涨、债券收益率下降，同样依托美元流动性注入+资产价格重估，难掩贫困率上升、消费萎缩等深层问题。
一旦特朗普阵营的输血停止，阿根廷将面临比2001年更严重的崩溃！
阿根廷的另一场危机已经在路上
结构性悖论
布吕宁的政策 直接拿国内中产开刀
魏玛共和国的结局说明，紧缩政策和外部依附不会带来市场复兴。相反，布吕宁的做法还直接摧毁公务员、白领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等社会中坚力量，迫使他们转向纳粹的\"国家社会主义\"。
阿根廷当前的社会结构在经历类似割裂。米莱的政策明确有利于金融资本和出口寡头，却必须牺牲工业部门或公共服务体系，经济越来越依赖初级产品出口和外国投资。必将创造大量的贫困化与边缘化人口，也就是民粹主义和威权主义的社会土壤，为以后的政治极端化铺平道路。
米莱的所谓改革不过是冒险走钢丝
至于特朗普阵营对米莱的吹捧，本质上是将阿根廷作为\"新自由主义实验室\"的地缘政治投资。这与1920年代，美国对魏玛政府的民主支持如出一辙。当时华尔街资本，将德国视为遏制苏联和维持欧洲均势的工具。最后不仅没获取相应价值，还为自己培养出一个可怕的极端对手。
历史不会简单重复，却会以某种螺旋结构在人类头顶反复盘旋。阿根廷总是渴望别人为自己哭泣，回头又在不甘中选择那条最离谱的道路......
（全文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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